原标题：当“他”在职场中变成一组编号……

◎裴雪如

(相关资料图)

金惠珍今年4月最新出版的小说《9号的工作》，将目光聚焦于当代人的切肤之痛——工作对人的异化。

这种异化由来已久，早在现代主义的先驱卡夫卡《变形记》中就已经以一种荒诞不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销员格里高尔在一天早上突然变成了甲虫，但发生了剧变的他满脑子想的全是关于工作的事情。同样，这个主题早在金惠珍上一部小说《关于女儿》中已见端倪。小说的叙述者“母亲”在养老院工作，通过她的所见，能让我们体会到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如何扭曲了我们的人性——他们不要求对老人有多么精心的照料，也不在乎老人的心理感受，他们需要的是效率、需要的是节省更多的尿布——如果他们对一个老人照顾有加，那原因一定是为了宣传：这个老人可能为这个养老院拉来更多的赞助。人们成了工作的囚徒，在被榨干最后一丝价值后，紧跟着的就是毫不留情的抛弃。

没有名字，只有编号

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一直隐而不宣，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个人称代词“他”。在这间公司最后的工作中，他正式变成了一组编号“78区1组19号”。人被标记为冷冰冰的数字，不禁令人联想到集中营的恐怖性。众所周知，在集中营或劳改营中，犯人并不需要名字，他们被转化为一串数字。某个意义上，小说的主人公9号同样是罪人，公司在榨取完他的价值之后，想方设法用尽心机地逼他主动离职。在公司的眼里，他是附着在公司躯体上的毒瘤，是种不知好歹死皮赖脸的黏着物，是一块显眼的污渍。他身上背负着原罪，而罪名就是他已然不再是公司需要和可以利用的那种人。公司从不主动辞退，而是不断将人逼到生理和心理的极限，那些微薄的退休金与福利的承诺其实与梦幻泡影无异。

但荒谬的是，在9号的心里，对公司还抱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情感。正是以这种情感为支柱，才让他在公司的步步紧逼中讽刺般的顽强生存。他起初是一个技术工人——当公司不再需要他的时候，就逼迫他转而去学习自己并不熟悉的东西，去偏远的地方工作，去跨越一系列难以跨越的障碍。

没有自尊感，只有利益最大化

当代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作品《毫无意义的工作》精准地戳中了资本主义下人们的痛点。在书中，他尖锐地表达出毫无意义的工作是如何让人身心俱毁，成为行尸走肉的：“假装自己是有用的，假装这个岗位是有用的。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 9号在公司中所一直寻觅或希望获得的，正是这种称之为“自尊感”的东西。为此，他一直在隙罅中不断地坚持，但面对崇尚优胜劣汰法则与逻辑的企业，他所要求的这种有温度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只能无功而返。

当代社会工作最终要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然要泯除一些人类的情感。《9号的工作》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亲情的消散。由于对这份工作内在的执拗，9号的工作地点越来越偏远。而现实距离的远渐渐催化成内在情感距离的疏远。在小说中，突然插入的儿子俊吾的片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关于女儿》中，母亲与女儿同样互不理解，但这种思想的分岔是由于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思想理念的不同、情感方式的不同，导致他们秉持的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但在《9号的工作》中，这种价值观水火不容的冲突并不是造成父子隔阂的缘由。同身为父亲的9号一样，作为读者的我们并不了解俊吾的价值观。儿子仅仅是浮光掠影的出现，二者的距离感实质上源于工作对人的摧残——在工作的压力下，他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去了解儿子的内心世界，提供的主要价值只是儿子赖以生存发展的金钱，以至于有时他们会像陌路人一样相对无言、无话可说。

被泯除的，还有同事情谊与友情。对前同事李宗圭的死亡从震惊激动慢慢趋向于无动于衷；对现同事黄纤柔开始是热心帮助，可被公司叫去谈话批评之后只能拒而远之（这个女同事如同他的镜像，也是笨拙地去从事并不是自己一开始擅长的领域）；对于打成一片的公司附近的居民阿超等人，也因为被其他工作人员举报，在公司的无理要求下而形同陌路。最后，9号完成了丑陋的蜕变，真真正正成为公司的一件工具，情感被一层一层掏空，所奢求的尊严感被异化为极致的冷酷。他不再在乎他者的感受——“工作正常完成就行，此外一概不管。”3号与7号开始尽量躲避着他。当9号成了一台机器，转化为当初欺压他的公司领导那一类人后，最常用的理由就是，公司就是这么决定的，而我只是打工的，公司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做。至于那些归属于人类的情感，一律与我毫无关系。

没有胜利，只有反讽

小说最为讽刺的时刻是9号与村民对峙时一不小心压到了一条狗。此前一直与村民处于冷漠对抗状态下的他却对这条狗产生了意外的怜悯。当他将因骨折而打上石膏的狗送归它的主人——一个老太太身边时，对方发现他身着工作服便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质问：“明明连受伤的狗都懂得照顾，没想过自己在为难村里的老人吗？”随即，老太太的态度急转直下，由最开始的感激变成用金钱去偿还——这暗合了资本社会的运行线条：劳动与金钱的单线指向。

在小说的最后，金惠珍似乎还抱有一点点希冀与温存，当9号看到被村民一直反对的信号塔拔地而起时，虚无缥缈的公司似乎终于显露了真身，那是巨大的钢筋水泥的象征。于是在那个晦暗的黑夜，他毁坏了他一直为之奋斗而建成的“战利品”。但同时，这似乎又预示与孕育着一种更大的更为悲哀的反讽——“那一瞬间，他想，这么一来自己就可以把这份工作一直干下去了。是啊……似乎以这种方式把自己亲手建起来的东西摧毁，就可以把这份工作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地延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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